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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老师您好，能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佛学研究方向？
张文良教授：我原来对禅宗有比较大的兴趣，到日本留学之前，对禅宗研究有所涉猎。我曾参与《中国禅宗宗派源流》和《雍正与禅宗》的写作。当初设想用一种新的方法，对中国禅宗各个宗派的历史发展、思想特色、修行特色进行整理。后来也比较关注日本的铃木大拙的禅思想与江户时期的凤潭的禅思想，发表过论文。但现在主要从事华严学的研究。
研究华严学主要是因为在人民大学时受到导师方立天教授的影响。他在中国开展华严学研究比较早。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导师是木村清孝教授，他是世界知名的的华严学研究专家。我主要受两位导师影响，选择了华严学的研究。
我最早研究被尊为中国华严宗四祖的澄观。澄观对《华严经》所作的注释如《华严经疏》、《演义钞》在华严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澄观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年轻时专门研究过儒家、道家、周易，所以他能够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来阐释华严学。
在华严宗三祖法藏那里，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尚不明显，而到澄观这里，中国传统思想与华严思想的结合发展到新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华严学的中国化进程在澄观这里进入新的境界。
记者：你对这次活动的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
张文良教授：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佛教史。针对佛教的研究有很多的侧面，如：佛教教理教义研究、佛教哲学研究、佛教文学研究、佛教历史研究，还包括佛教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佛教史的研究是佛教研究各门类中最基础、研究历史最悠久、研究成果最多的分支。举办这样一场针对佛教历史研究的会议，对我国的佛教学研究有重大意义。
记者：您怎么理解佛教中国化？
张文良教授：佛教的中国化有多重含义。从学术的层面上理解，佛教的中国化就是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完成思想的嬗变，最后呈现出中国佛教的独特气象。这可能是我们所理解的佛教中国化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记者：我们一直探讨佛学的人间化，那么您认为佛学研究者应该有怎样的社会担当呢？
张文良教授：我觉得佛教学者应该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佛教学术本身，即对佛教义理、佛教思想、佛教历史等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
佛教不能变成一种知识考古学，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古文献的解读，还要从佛教的立场出发、发掘佛教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环境问题、伦理问题、和平问题、生死问题等，提供有价值的理念和解决思路。
所以，作为一个佛教学者，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如何利用好佛教的思想资源，为当代的思想建设贡献力量，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